我说，明天早上老顾来关灯。她说，他说了。我说，钥匙你收好。她把钥匙举起来，钥匙上的红绳在她指头上绕了一圈，绕得很整齐。她说，今晚我不锁门。我说，为什么。她说，锁了门，夜里你路过，进不来。我说，我夜里路过干什么。她说，你路过的时候，会看一眼灯。我说，我看一眼。她说，你看见灯亮着，你就知道我还醒着。我说，我知道。她说，你不知道。她说，你不知道我醒着干什么。
她回到桌前坐下，从抽屉里把行车记录本抽出来，摊在桌上，翻到那一页。那一页上随车人一栏写着罗门何杏四个字，字底下压着老顾写的那一行备注。她把本子往自己这边挪了挪，低头看，看得很慢，像在看一行她不认识的字。她说，小陈，这一行是他写的，还是你写的。我说，他写的。她说，他写夜，写杂物间，写随车。她说，这三个词搁在一起，别人看了会怎么想。我说，我不猜别人。她说，你猜我。我说，我不猜你。她说，你猜我今晚坐在这把椅子上想什么。
我把门框上的那卷绷带拿起来，抱在怀里，走到桌前，把绷带放在本子旁边。我说，你签了那一栏，矿上就得按你签的查。她说，我签了，他们就说我坐过那趟夜车。我说，你坐过。她说，我坐过，可我坐的时候他还在井里。她说，我坐那趟车，是去接他回来的，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说话了。她说，他们要按我坐过这趟车来定他的性质，我不服。
她把本子合上，推回抽屉，抽屉在她手里关上，声音很轻。她说，赔偿批下来那天，我要在本子上写我自己的名字，不写罗门何杏，写何杏。我说，本子上那一栏只能签随车人。她说，我在行车记录那一栏底下写，写日期，写我坐过，写我自己。她说，写完了，谁也不能说那趟车是空驶的。我说，车本来就不空驶。她抬头看我，那一眼很长，看完她说，你这句话，我等了半个月。
芳在床上翻了个身，被子从肩上滑下去一半，脚又露出来。何杏弯腰把被子拉上去，拉得很平。她回到桌前，把台灯往自己这边转了转，灯罩压低，照着桌面，照着抽屉的缝。她说，你回宿舍睡。我说，我守到天亮。她说，你守在这儿干什么。我说，灯亮着，我守着。她说，灯不用人守。我说，我知道。她说，你想看那把椅子。我说，我想看。她说，椅子上什么也没有。我说，我知道。
她没再说话，从抽屉里取出一支笔，把笔搁在桌面上，笔尖朝外。她站起来，走到床边，把布底鞋脱在床前，两只鞋摆正，错开，脚踩进被子里。她躺下去，把被子拉到胸口，眼睛睁着，看着天花板。她说，小陈，你去把门带上，别闩。我说，行。我走到门口，把门带上，留了一条缝。
我在走廊里那条水泥台阶上坐下来，把绷带放在膝盖上。走廊尽头那盏灯亮着，白炽灯罩上落着飞蛾的灰。馆长室的门缝里透出一条光，光在水泥地上拖出一道长条，长条里有一粒一粒的灰在转。十二点以后，光没变，门缝没变，走廊里只有锅炉房的水管每隔一阵响一声。三点钟我站起来，腿麻，扶了一下墙，走到门口，从门缝里看进去：她还躺着，眼睛睁着，芳侧躺着睡了，脚背从被子里露出来，那把椅子空着，椅背立得笔直，坐垫上那圈皮面在灯下亮着。
四点钟我把车棚的门开了一条缝，进去看了看轮胎，看了看机油尺，把驾驶座上的座椅套掀起来看了看底下，底下干的，碱水擦过，只剩一点印子。我把座椅套放平，锁了车棚，回到台阶上坐下。天亮前我在台阶上打了个盹，醒来的时候走廊那盏灯灭了，馆长室的灯还亮着，亮到窗玻璃上泛白。
早上六点二十，老顾从宿舍出来，手里端着搪瓷缸，走到馆长室门口，推门进去。我在门口站着，他把缸子搁在桌上，伸手把台灯拧灭，屋里一下暗了。他说，一夜没灭。我说，没灭。他说，她睡了没有。我说，睁了一夜。老顾低头看地毯，看那把椅子的坐垫，看桌沿那道擦干净的水痕。他把抽屉拉开，本子摊在桌上，那一页上四个字的底下，多了一行小字，笔迹细，是她的：今日随车人何杏，车不空驶。日期写在名字后头，用的是汉字，一笔一笔压得很深，纸背都透了。
老顾把那行字看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不打算说话。他把本子合上，还给我，说，记三趟。我说，记了。他把搪瓷缸端起来，喝了一口，说，今天矿上打电话，赔偿的批文下午到。他说，姓吴的念定性，念完了她签字。他说，这回她签什么。我说，她写她自己的名字。老顾把缸子搁回桌上，缸底在桌面上磕了一下，说，那就让她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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